状元与古井

闽都在线

透堡这个名字，听起来就有一股山石般的硬气。车子拐进塘里村的岭兜自然村时，天色微阴，连江北部的群山在雾气里只剩下一道道青黑色的轮廓。

在闽地，凡与科举沾边的器物，往往容易被后人涂抹得过于金碧辉煌。但村里的这口“状元井”却冷清得让人意外。它就收在村巷的一角，方形的石井栏，规规矩矩，没有繁复的雕花；往里探头，井体却是圆的，石块一层层严丝合缝地往下砌，不过四米深，内径也就六寸来宽。一口小小的“天圆地方”，把八百多年的光阴都箍在了里头。

井水极清，像一块嵌在地底的冷玉。这口井是为了纪念郑鉴而凿的——连江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。

只是，郑鉴这个“状元”，拿得比寻常的殿试状元还要孤绝一些。南宋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，二十九岁的郑鉴在临安国子监脱颖而出，拿下了南宋头一个“两优释褐”状元。那是王安石留下的太学“三舍法”，从外舍到内舍，再升入最高级的上舍，两次大考俱为第一，才能直接脱去粗布衣衫，换上九品官服。有宋一代两百余年，能从这条独木桥上杀出来的顶级读书人，不过二十余人。

捷报传回连江安德里的那一天，透堡的山谷大约是沸腾过的。乡人奉旨竖起了高大的状元坊，铺开了长长的状元街，连带着修了东里桥，重建了报答祖母养育之恩的报慈寺。那时候的乡亲们去井边打水，木桶撞击石壁的回响里，怕是都带着几分荣耀与喜气。

但那个换上了官服的塘里村青年，在繁华的临安城里，活得却并不怎么“喜气”。

彼时的南宋，正处在史书上津津乐道的“乾淳之治”。西湖边的歌舞已经熏得人有些微醺，朝堂之上，孝宗皇帝虽然也有过中兴的雄心，平反了岳飞，整顿了朝纲，但日子久了，免不了要在宫苑里打打马球，听听顺耳的奉承。可郑鉴偏偏是个不合时宜的清醒者。

他字自明，号植斋，骨子里带着山野清泉般的凛冽。入仕后，他与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这些理学名家往来论道，把满肚子圣贤书都化作了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耿介。在给皇帝的《上孝宗封事》里，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几乎是指着皇帝的鼻子说话：外面蝗灾水旱，盗贼四起，百姓流离，陛下却把求言的路越收越窄；如今的大臣只挑顺旨的用，台谏只选闭嘴的留，满朝文武皆是阿谀谄佞之辈，“己以为是，人莫敢非；己以为可，人莫敢否”。

看到皇帝沉迷击球，他又递上《以击球事谏疏》，字字句句，都在劝君王收心、远小人、复中原。

我坐在状元井微凉的方形井栏上，常常想，一个从连江深山里走出来的青年，到底是从哪里借来的这身胆气？在皇权至上的时代，这种不留退路的死谏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朱熹夸他“有古诤臣之风”，孝宗起初也赞他“议论甚切”，可真话听多了，连自诩明君的皇帝也渐渐“久而稍厌之”，更不必说那些恨他入骨的近习权贵。

朝堂容不下一张太直的嘴。郑鉴终究是被排挤出了临安，外放去做了台州知州。

淳熙九年（1182年），也就是他风光无限地脱去布衣、高中状元的第八个年头，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在台州的任所里忧愤成疾，早早地走完了他只有三十八岁的一生。

三十八岁，放在今天，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起笔；而在八百年前的台州官署里，一颗滚烫的心就这么冷了下去。他没有死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，而是耗尽在了无休止的公文、奏折与不被回应的孤愤里。几十年后，他的玄侄孙——那位在宋亡后只画无根兰花的遗民诗人郑思肖，在纸上悲愤地写下高叔祖的生平：“忠荩极谏，斥骂奸邪，不顾一身，唯为天下虑。”原来郑家一门骨头里的硬，是有来处的。

走出村巷的时候，我去走了一趟当年铺设的状元街。卵石与青石板被千百年的鞋底磨得发亮，报慈寺的钟声在山坳里隐约可闻。

世人总羡慕“状元”二字背后的簪花跨马、衣锦还乡，似乎读书人穷尽毕生之力，不过是为了博取这一场人前显贵。但岭兜村的这口古井，却替郑鉴守住了另一种解释。

外圆内方，是俗世教给人的圆融；而这口状元井，偏偏是井栏方正，井体幽深，像极了郑鉴那不肯向世道低头的一生。八百多年过去了，临安城的宫阙早已化作尘土，那些排挤过他的权贵连名字都烂在了史书的角落里，唯独这口井的水，穿过宋元明清的漫长地层，至今依然澄澈、甘冽，没有半分浑浊。

若有人再来透堡，不必急着去沾什么科考的喜气。不如就走到这口井边，打一瓢冷水喝下去。那一瞬间顺着喉咙滑入肺腑的清凉与微凛，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留给故乡最滚烫的遗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