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志华
我的曾祖父叫刘育英。这个名字，在我家的族谱上安静地躺着，旁边是曾祖母的名字：童细妹。
曾祖母十六岁嫁给曾祖父，坐着轿子，唢呐吹着，很是风光，她想着，日子就这么安稳过下去，可曾祖父二十岁出头就下了南洋。一去，就是一辈子。
曾祖父从汕头港出发，他信中说，坐了几天几夜的船。天连海，海连天，看不到山，看不到地。他望着茫茫大海红了眼眶，不是因为怕苦，是怕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曾祖父到印尼站稳脚跟后，就往家里寄钱，自己家一份，兄弟姐妹家也有一份。曾祖父离家时爷爷才两岁，两年后回来时，爷爷自然不认得他，逢人便欢喜地说：“我家里来了个客人！”在场的人都笑了。这话，村里人记了一辈子。
那次曾祖父回来，是想把曾祖母接去印尼的，觉得那边赚钱容易些。可曾祖父的母亲不肯，要留下曾祖母照顾爷爷和家。曾祖母站在旁边，没有吭声。最终，曾祖母留了下来。
曾祖父走的那天，大概又是清晨，雾还没散。曾祖母送到村口，曾祖父说：“我下次回来再带你出去。”她没有应。她大概知道，这一去，又不知是多少年。
曾祖父走后，日子照旧。年轻的曾祖母带着爷爷过日子，种田、砍柴、喂猪、做饭。她是个老实人，平日里话不多，就默默地干活，好像只要把力气用完了，就不用想他了。她用一双柔弱的肩膀，撑起了本该两个人扛的天。她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等着，等他的信，等他回来。
信是有的。那时候漂洋过海的信件，要几经辗转，要数月才能到家。信里也无非是报平安、说思念、寄些钱。后来世道变了。他想回来，回不来。她想出去，也出不去了。
再后来，曾祖父在印尼又结了婚。许多年后的一封信里，附了一张全家福。那是一张黑白照片，曾祖父和他的儿子们都梳着三七分头，穿着白衬衫。他的印尼妻子和三个女儿穿着连衣裙。从穿着打扮来看，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。
逢年过节，曾祖父也背着妻子往家里寄钱。曾祖母知道后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偷偷地把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看完后，继续忙着她手中的活。
老实的曾祖母不识字，也不会写信，她只能把思念对着山说。听村里的老人家讲，曾祖母上山砍柴时，边砍柴边对着远山唱山歌。山歌是她自己编的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：“喊汝莫过番就过番，只要肯做，哪里赚钱都一般般。”
那个年代，男人要赚点钱都不容易，何况一个女人。曾祖母只能靠上山砍柴赚钱，供爷爷读书。爷爷特别争气，在中学读书时，成绩一直在全校前三名。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钢铁大学。当时的县长惜才，怕他上了大学就不回来了，劝他别去，直接给他安排了工作。爷爷心疼曾祖母，不想让她为学费操劳，就答应了。
最后，从南洋回来的同乡那里得知，曾祖父于1964年逝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
有时候我想，曾祖母这辈子，到底有没有怨过？怨曾祖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？怨他在外面又成了家？怨他再也回不来？可她又能怎样呢？一个人过了一辈子。把思念唱成山歌，一唱，就是一辈子。曾祖父走了九年后，她也闭上了眼睛。
曾祖父在南洋那边还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。儿子的名字也列入家里的“芳”字辈，爷爷叫震芳，他们叫贾芳、裕芳。女儿叫梅妹、二妹、三妹，也都列入了族谱。只是印尼妻子的名字，无人知晓，族谱上只注了“不知”二字。曾祖父一走，那边就断了联系，后来的事，再没人知道了。
而我，只能在族谱上，看见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名字挨在一起：刘育英、童细妹。近在咫尺，又远隔重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