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平话》
最近，圣庙路的福州文庙完成了一次大修。听说，这是它自清代咸丰年间重建以来，170 多年里的首次全面修缮。说实话，我原本并不觉得文庙有什么好逛的。没有园林的曲折，也少了香火的热闹，大多时候，它们更像一块安静到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空地。那天只是路过，想着既然开了门，索性进去看看。
修缮后的文庙，气息显得干净而克制。展厅里陈列着历代福州各地进士的名录，密密麻麻的姓名铺满墙面。有人站在名单前驻足良久，像是在寻找某个并不确定的答案——或许是祖上的名字，或许只是想确认，历史曾经与自己产生过某种隐秘的连接。
也正是在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：在今天的福州，真正还留有建筑实体的文庙，其实只剩下四座了。
文庙，又称孔庙，本是祭祀孔子及儒家先贤之所。但在中国古代，它从来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，而是与地方官学相伴而生。“左庙右学”的格局，让它既是礼制空间，也是教育中枢。自宋太平兴国年间至清末，在福州朱紫坊一带，府学、县学、孔庙层层叠叠，曾构成闽都最密集的文化核心区。历史上的“福州十邑”，无一不建文庙，只是时移世易，最终能留下实体的，只剩这四处。
圣庙路的福州文庙，是其中规格最高的一座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大历八年。福建观察使李椅将州儒学迁至此处，自此，这里便成为闽地文教的心脏。一千二百多年里，三毁三建，火灾、战乱、重修，层层叠加。如今所见的主体建筑，完成于清咸丰年间，至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。
文庙坐北朝南，中轴分明。大成殿居于核心，重檐歇山顶，立于高台之上。殿内四根重达十六吨的石柱，粗砺而沉默，在全国现存文庙中都属罕见。它们撑起的不只是屋顶，更像是支撑了一段福州文教鼎盛的记忆。
在科举制度延续的一千三百多年里，福州走出了十六位文状元、十二位武状元、四千余名进士。清代时，福州府学的举业贡献几乎占据全省半壁江山。七开间的大成殿，甚至打破了府级文庙“五开间为制”的惯例——文风太盛，规制也不得不为之让步。
如果说福州文庙象征的是“府城气度”，那么仓山螺洲的孔庙，则显得格外特别。它位于吴厝村，吴石将军的故里，是一座罕见的村级孔庙。始建于南宋末年，明成化年间重建，曾是福州五座官办孔庙之一。棂星门、泮池、大成殿，一应俱全。三门六柱的棂星门上，双龙戏珠、丹凤朝阳、鲤鱼跃龙门，石刻细密而生动，仿佛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期许，直接镌刻进了村庄的入口。
小小的螺洲，自明代以来走出二十七名进士、一百一十六名举人。儒学在这里，并非高悬于城池之上的礼制，而是深入乡里的日常信念。闽清文庙，则展现了另一种气象。
它是福州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县级文庙。始建于北宋，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年间重建，规制完整，布局清晰。戟门、廊庑、大成殿、明伦堂层层展开，构成典型的“前殿后堂”。重檐歇山的大成殿内，八角如意藻井精巧繁复，“万世师表”等匾额高悬，其气度，几乎不输府学。
而永泰文庙的命运，则多了几分沧桑。它几度迁址、屡毁屡建，最终在清道光年间重修成形，却又在上世纪的洪水中失去了围墙与边房。如今只余大成殿与后殿，静静地留在县府大院一隅。石龙柱依旧生动，木构架依然稳健，仿佛在提醒人们：文脉有时会残缺，却极少真正断裂。
从府治所在的福州文庙，到规模宏大的闽清文庙，再到深入乡村的螺洲孔庙，以及历经风雨的永泰文庙，这四座建筑，如同四根并不张扬却极为坚实的文化柱石，共同支撑着“海滨邹鲁”的历史记忆。它们不只是古代“庙学合一”制度的空间投影，更是福州人精神世界的实体化存在。每一根龙柱、每一座藻井、每一方碑刻，都在无声地诉说：这座城市，曾经怎样以读书立身，又如何在时间的洪流中，把那一份对文明的敬意，悄悄留了下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