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行走中的航运文化》
“福船”是中国四大名船中最具代表性、最优秀的船型之一。以福建省湄洲湾为界，往北称福州船，往南称泉州船，两种船系在结构与风格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，船史学者将其统称为“福船”。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运载工具，福船不仅以功能承载贸易，更从象征意义上成为海上丝路的文化桥梁。
宋代就有“海舟以福建为上”的说法。尽管福建多山丘陵，四周又被山脉环绕，但并未阻隔闽人与外界的交流。长达3324公里的海岸线与1404个沿海岛屿，使福建天然成为海上通道的节点；加之境内物产丰富，盛产造船所需的木材、铁、桐油、蛎灰、藤、棕、麻、生漆等材料，当地民间往往就地取材，在沿江沿海建立起繁荣的造船传统。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福建帆船在中国古代海船发展史上的核心地位。
在造型上，福船上平如衡、下侧如刀，底尖上阔，首尖尾宽、两端翘起。其高昂的首部与坚固的冲击装置，加之四米左右的深吃水，让整艘船呈现稳健而大气的姿态。尤为独特的是双舵设计，使其在浅海与深海皆可灵活转向，既能作为远洋运输船，也能担任战船。正因如此，福船逐渐成为古代使臣出海之船、水师战船等官方用途的主要船型。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“郑和宝船”、明朝水师抗击葡萄牙舰队的战船、郑成功收复台湾之船、明清时期册封琉球的“册封舟”、清代早期东南贸易及海上移民的主要交通工具等，大多属于福船类型。1987年发现并于2007年整体打捞的“南海一号”也正是福船的代表。
福船不仅属于实用的船，也承载民俗文化。《海澄县志》记载当地民间每隔两三年便倡造“王船”，虽耗费巨大，却因信俗所系而得到踊跃资助。王船文化从闽南传播至台湾，又随着“下南洋”的移民潮传到马六甲海峡等华侨聚居区，福船（王船）制造技艺也因此遍布海外，成为跨区域共享的文化技艺。
宋元时期，泉州刺桐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，中外商贾云集，舟船络绎不绝，福船在其中穿梭往来，推动着早期国际航海时代的形成，为中国航海与造船业奠定了深厚基础。与此同时，无数船只因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沉没于海底，水下考古所发现的“泉州宋代海船”“南海一号”等沉船多属福船类型。由于中世纪海上航行的船只以福船为主，沉船遗存自然以其居多。沉船遗骸与文物如同“活化石”，为研究这一船型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考古显示，新安沉船采用单层板鱼鳞搭接法，泉州湾“宋代沉船”则使用三层外板鱼鳞搭接法，新安沉船还使用木质舌形榫头钉连技术。这些工艺展示了宋元时期福船制造的高度成熟，也证明当时福建造船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
随着海运兴盛，宋元时期远洋贸易增多，对船只需求极大增长，因而需要庞大的造船队伍支撑。然而地方志中对造船工匠的记载并不多。造船属重体力行业，工匠多出身基层，加之外洋贸易多由民间经营，历史记录通常关注船东与货主，对造船匠人少有提及。泉州惠安却形成独特的造船传统：当地男子多习一技之长，常年外出务工，家中事务由女性承担。从峰尾、崇武到西方乡、白奇等地，村民世代以造船为生，形成一村一工种、各司其职的庞大造船系统。技艺以父带子、师带徒的方式传承，由此可推知宋元时期福船匠师大多来自惠安及泉州周边乡村。他们以民间方式应对船东需求，竞争与合作并存，正是这股民间匠力使泉州成为海丝航路上远洋福船的制造中心。
进入近现代，福船（王船）制造技艺历经四代传承，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。第一代传承人沈勇自小拜师学艺，一生修造多艘福船；第二代陈愚婴在继承基础上对福船结构与外观进行改良；第三代陈才悟性极高，他在父亲的简单图稿与口述基础上，将福船制作技艺整理成实景、实物与图片相结合的体系，再传给下一代，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。
在福船构造中，“水密隔舱”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技艺之一，大约发明于唐代，宋以后在海船中普遍采用。通过隔舱板将船体分成一个个密闭舱室，即使部分舱室破损进水，整船也不会立即沉没，只需堵漏即可继续航行。此外，隔舱还便于分舱存储货物，提升装卸与管理效率。这项发明对航海安全具有革命意义，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造船智慧。
时代变迁下，泉州港逐渐衰落，漳州、厦门等港口兴起，造船匠人随商队南移，也将福船技术带向更广阔的闽南沿海地区。与此同时，惠安女性以勤劳坚韧承担家庭重任，其独特的“番巾”习俗也源于闽南人“下南洋”中的跨文化交流。如今，关于福船及其建造技艺的研究仍在持续，那些曾经以造船为生的匠人虽已远去，但他们的故事仍在闽南大地回响。我们应当倾听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，使福船的辉煌继续在时代中被铭记。
